有人说，明代的历史充满了、和暴力，明代特务把社会变成了人间地狱；有人却认为，明代的历史洋溢着睿智、新奇和文明，商业社会开放，思想文化活泼，中西交流顺畅，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。迥异的观点似乎让人莫辨是非。

　　ywq：彭老师，为什么明朝皇帝奇葩较多？是否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做了一系列的改革，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关系呢？

　　彭勇：明朝的皇帝奇葩多，简单概括，我认为原因有二，一是皇帝制度的选拔比较严重遵循了“父死子继”和“兄终弟及”的嫡长子继承制，生而为皇帝，导致皇帝的素养不是最高的，而皇权又是高度集中，当皇帝的比较放肆。二是明朝的皇帝制度运行中，行政机构运行制度相对完善，内阁六部等权力机构可以很好地保证国家权力运行，皇帝不是事必躬亲。

　　朱元璋的画像，目前比较清楚了。首先，朱元璋长相既没有历代帝王像那样漂亮，也不是尖嘴猴腮丑陋无比。俊相过于美化，标准和规范，丑陋的那个是人为的想象和歪曲。它们都是似像非像的写意画。

　　其次，那幅丑像，并不是清朝的污蔑。朱元璋的画像在明朝就已经被“”了，或者说被“异化”了。不能让清朝背这个锅。

　　俊的那张正像，为官方标准画像，宫廷所绘朱元璋真容：“眉秀目炬，鼻直唇长，面如满月，须不盈尺。与民间所传奇异之像大不类”。

　　丑的异相，一副弯月型的脸庞，容貌险奇怪异，有的还满脸布有黑子，多被民间奉为真身，实际是民间的想像和异化。

　　明清的帝王很多，为什么太祖会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、一俊一丑两类画像？研究者认为，一是太祖以农民之身而成帝业，民间传说甚多，他本身就是个传说、传奇；二是朱元璋的双重性格，他既是雄才大略的旷代圣主和明君，又是嗜血的暴君和凶徒，无知、猜忌、多疑、滥杀的故事，在明代中后期民间流传。

　　换言之，名人八卦多，朱元璋特殊的出身、背景、性格，在明清时期不断被演绎，于是出现了两张完全不同的画像。

　　彭勇：朱元璋推翻元朝，统一全国，并采取措施安定社会、发展生产，奠定了明初盛世的基础。他亲手擘画的典章制度不仅为他的后代子孙所遵循，而且也多为清代所继承。他创建的明王朝享有长达277年的绵长国祚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年代仅次于唐朝的王朝。当然，朱元璋强化主义皇权统治，滥用刑罚，屠戮功臣的恶劣做法，对当时和后来都曾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。但总的说来，他不愧是古代帝王中一个有作为、成就的突出人物。清圣祖玄烨称颂明太祖和明成祖说：“朕观《明史》，洪武、永乐所行之事，远迈前王。我朝见行事例，因之而行者甚多。且明代无女后预政、以臣陵君等事”。他曾为明太祖的陵墓题词曰：“治隆唐宋”。铭刻这一题词的石碑，至今犹屹立在南京明孝陵之前。

　　相信就存在的力量：您好，彭老师。请问明末崇祯帝真的很勤俭吗，还有为什么明末明明是一个王朝的衰垂之际却还名将辈出？

　　彭勇：崇祯皇帝与前面的几位皇帝相比，算是比较节俭，也是很勤勉。主要原因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，内忧外患，还真需要他小心应对。

　　乱世出英雄，明末出几位名将，也算是正常，时代的需要。不过，相比较明朝中期，与戚继光、俞大猷和李成梁相比，明末的名将，还是差点事。

　　彭勇：孝宗即位，改明年为弘治。即位之初，在即位诏中，他即对成化年间的裨政予以修正,佞幸李孜省、太监梁芳和外戚万喜等人受到撤职或流放。不久又裁汰了成化年间的传奉官二千余人，罢遣滥发、滥封的禅师、真人和西番法王、国师等千余人。在斥罢权阉奸佞的同时，他还广开言路，刷新，朝中出现了一批中正廉直的官员，如王恕、马文升、刘大夏、刘健、谢迁和李东阳等，气象为之一新。

　　后世史家对孝宗评价颇高，《明史•孝宗纪》评价说，明朝的16个皇帝中，除太祖、成祖之外，值得称道的只是仁宗、宣宗、孝宗三位。仁、宣时期，国家大势稳定，纲纪修立，民风淳朴。成化以后许多历史时期，看似天下太平无事，实则安逸之下，易于沉溺在怠政和贪欢之中，骄奢滋生。孝宗能够亲行节俭、举止有度，勤政爱民，兢兢业业，坚持“保泰持盈”的治国之道，倡导朝野清明安宁，百姓安乐丰实的理想生活。后人认为，只有孝宗明白《易经》中所说的“没有始终平直而不遇险阻的，没有始终往前而不遇反复的，处境艰难而能坚守就不会出现祸害”道理。比较而言，孝宗有建立“治世”的理想，“法祖用贤”，所以远比他的父亲勤政得多，他能约束自己，亲贤远小。

　　但孝宗并未始终如一，早在弘治八年（1495），在宦官李广的下，他着迷于斋醮、烧炼，长期深居内宫，闭门不出，以至于等待他处理的奏章有“稽留数月，或竟不行。事多壅滞，有妨政体”，根本谈不上召见大臣、共商国是了。而且他的一支“用贤”队伍严重老化，因循太祖、太宗旧章有余，创通与革新不足。因此，与其说孝宗在“中兴”，不如说是带有浓重的保守色彩的复古活动，与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求新求变的社会风尚相比，孝宗的中兴反而有“拉历史倒车”之嫌。

　　归隐：老师，天启皇帝传统看法说他没文化，昏庸，忠奸不分，但是我看到一些新的看法和传统看法完全不同，您怎么看呢？

　　彭勇：天启皇帝他的父亲不受神宗（天启的爷爷）待见，到16岁时还没有给派老师教学，后来派的老师因为口音的问题，也听不太明白，所以早年读书确实很有限。但说他是文盲，一是比较其他皇帝他的文化水平不高，二是形象的比喻。实际上，天启皇帝是接受的教育，因为是皇子、后来当了皇帝，经筵和日讲教学还是比较系统的，从传世文献看，他的文化水平还是可以的。

　　只不过，由于早年的经历对他影响太大，而且明朝到了末年，国家局势如此，尤其是魏忠贤当权，他的能力又极其有限，很难有大的作为，这也是事实。

　　彭勇：万历在位达48年之久，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任期，对大明帝国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把万历亲政作为明后期的开始，意味着万历之后的明代革新政令的努力宣告结束，明代走向全面衰落。

　　万历朝政局的巨大转变是从张居正去世后不久开始的，这又源于对张居正和冯保二人的清算。大婚与成年之后的朱翊钧想摆脱二人的影响，独立施政，而宫中的宦官与朝中的大臣之间的权力争斗则提供了这种可能，加速了这一进程。

　　在亲政的前几年，朱翊钧凭借独立执政的热情，坚持一贯的勤政作风。但万历十四年后，他又成为一位出了名的怠政皇帝，数年不临朝治事，前后迥异、看似矛盾的风格，却倒出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真实的精神生活。

　　他本人过分的迷信权力、相信明王朝的国力，以及他认为某些日常“琐事”无须劳力伤神的想法有关。基于这种心态，他在权力的巅峰舞蹈，有专断、也有玩弄和忽视。正是他的这种心态，导致了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，产生了无可挽回的严重恶果。

　　彭勇：明清海禁的相似之处都是为了防范来自海上的敌对势力，采取了措施，但并不能称为海禁，有禁令而未见严禁禁止。这一时期，因担心海上的原方国珍、张士诚旧部与倭寇互相勾结，危及明朝的统治，洪武四年（1371），太祖下令实行“海禁”，“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”（《明太祖实录》卷70）。海外贸易主要通过官方朝贡。明成祖即位后，恢复了明州、泉州、广州三市舶司，欢迎各国入明朝贡，但禁止私人下海通商贸易。实际上，这个时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禁。

　　清初的海禁政策是为了防范郑成功，他的手段和措施更加严厉。从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开始，清廷为断绝东南抗清势力的军饷及物资供应，禁止沿海省份帆船入海，此后又将局部地区居民赶到内地，实行迁海政策。顺治十八年，全面实行海禁，在沿海各地发布迁海令，派大臣前往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五省“立界移民”，“不许人迹至海澨，片板不容入海洋”。同年，再发布《严禁通海敕谕》，称“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，以波涛为巢穴，无田土力可以资生，一切需用粮米、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，若无奸民交通商贩，潜为资助，则逆贼坐困可待。”直到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，清朝收复后，才下令全面复界，持续二十二年的迁海政策始告结束。

　　明清初期的海禁都随着政权稳定之后，又有所开放。明代中期私人海上贸易和交流越来越繁盛。清廷开放海禁的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便有20余艘中国商船抵达日本长崎，四年后有193艘，可见对日贸易的迅速发展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年），日本在长崎港建造专供中国商人居住的唐人坊。

　　明清中期也都有海禁，明朝是为了防御倭患（嘉靖大倭难），嘉靖帝正忙于“大礼议”，无暇处理外交争端，对各国朝贡也不感兴趣。嘉靖三年，他重申明初的禁海令，下令加强福建、浙江和广东沿海的监管和巡逻。嘉靖十二年，再次重申禁海令，要求浙江、福建和两广官军厉行海禁，派兵防剿，“一切违禁大船，尽数毁之。自后沿海军民，私与贼市，其邻居不举者，连坐”，措施是非常严厉的，可称之为海禁。

　　康熙未年，到雍正时间，对外政策出现了大的波折，很大程度上是清朝与西方交流中发生的障碍。比如与西方传教士发生了激烈冲突，影响了中西交流；英国等国商人在中国沿海的冲击与骚扰加成。乾隆二十二年，关闭漳州、宁波、云台山（今江苏连云港）三口，只允许广州一地为通商口岸，称为“一口通商”。这是比较典型的闭关锁国时期。

　　嘉靖大倭难解除后，到隆庆年间，很快明朝又开关了。隆庆元年（1567），明廷应福建巡抚涂的奏请，下令部分开放海禁，允许在漳州月港（今福建海澄）出海，“准贩东西二洋”。私人海上贸易很繁盛。明代海外贸易迎来了大发展时期，并不存在闭关锁国。

　　在清代的“闭关”时期，日本以及英美等西方国家通过海上至广州、上海等地进行贸易的船只和货物逐年增多，中国与欧美等国的贸易规模仍在扩大，来到中国的欧美商船数量仍在逐年增加。原因是中国商品与西方相对强大的比较优势。在1840年之前，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地位，使得白银大量流入中国。

　　所以，有的学者认为，说明清闭关锁国是个伪命题。但两个王朝一度都曾实行严禁的海禁政策，二者的区别是防范的对象不同，采取的措施严厉程度不同，产生的影响也有很大的不同。对明朝似乎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，但对清朝及其以后产生的影响却非常大，无论是清初的海禁还是乾隆时期的海禁，其破坏力都远超过明朝。主要原因是时代不同了，不仅国内的形势不同，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。

　　彭勇：我很喜欢嵇文甫先生在《晚明思想史论》一句话，“晚明时代，是一个动荡时代，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。照耀着这时代的，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，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。你尽可以说它‘杂’，却决不能说它‘庸’；尽可以说它‘嚣张’，却决不能说它‘死板’；尽可以说它是‘乱世之音’，却决不能说它是‘衰世之音’。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，却又使新时始。这在超现实主义的云雾中，透露出现实主义的曙光。”周作人对晚明也有浓厚的情结。

　　彭勇：应该说是有的。文臣集团可以在一定程度制约皇权，比如廷议就是重要的形式，科道监察体制也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，虽然最终决定权仍然在皇帝，但在许多事情上，大臣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意见，并且对皇帝的行为进行建议、甚至是批评，从而影响最终的决策。

　　晚明时代，许多思想家以民本主义为武器，猛烈抨击帝制，要求多方限制君主特权,甚至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。刘宗周说：“天下事可以一人理乎”？[《刘蕺山集》卷2《除京北谢恩疏》。]主张“以天下之聪明为大聪明”，“以天下才任天下事”[同上卷4《敬陈圣学疏》。]。黄宗羲认为：“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，“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”。[《明夷待访录·原君》。]唐甄也有类似的想法，说“天子之尊，非天地人神也，人也”，他甚至认为：“自秦以后，凡为帝王者，皆贼也”[《潜夫·抑尊》。]。他们企图通过“置相”(接近于近代责任内阁总理)、“学校”(接近于近代议会)来实现他们的“有法治而后有治人”的理想。有的学者还对未来社会提出美妙的设。